话说公元389年十一月，西北的枹罕羌首领彭奚念归附了西秦的乞伏乾归，被任命为北河州刺史。这时的东晋朝廷正醉生梦死，偏安江南；北方后燕、西燕、北魏纷争不断；中原前秦、后秦不依不饶，死磕到底。像彭奚念这样的地方豪酋，今天依附这个，明天归顺那个，无非是在乱世中寻个靠山。

不过，咱们的故事焦点，还得先转向江南的东晋朝廷。那时的皇帝是晋孝武帝司马曜，这位老兄早年可不算糊涂。公元376年亲政之后，也曾意气风发，“威权己出”，颇有些君主的器量。按说历经了权臣桓温的时代，皇帝能亲自抓权，本该是朝廷之福。可惜啊，好景不长，人的惰性和欲望最难抵抗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司马曜彻底沉溺于酒色之中，干脆把朝政一古脑儿扔给了自己的亲弟弟、琅邪王司马道子。这兄弟俩倒真是“志趣相投”，哥哥爱喝酒，弟弟也是杯中豪客，于是日日夜夜，宫廷里经常上演的戏码就是皇帝与亲王举杯对饮、纵情高歌，好好的皇宫，快成了高级酒楼。

这还不算，兄弟俩又一起迷上了佛教。崇尚佛法本不是坏事，可到了他们这儿，完全走了样。大把大把的银子往里砸，兴建奢华的寺庙，供养无数的僧尼。更离谱的是，围绕在这对皇家兄弟身边的，不再是德高望重的朝臣，而变成了三教九流：奶妈、僧尼、弄臣，个个粉墨登场。这些近侍宠臣们，争相弄权，公开搞关系、走后门，贿赂成了官场明规则，封官赏爵毫无标准，司法刑狱也是一团乱麻。整个建康城，乌烟瘴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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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有位耿直的老臣，尚书令陆纳，有一回望着巍峨的宫阙，忍不住长长叹息，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好端端一个家，难道就要被这帮不懂事的小儿给撞坏了吗？”这话里透着无尽的辛酸和绝望，一个老臣对国运的担忧，全在这声叹息里了。

还有一位左卫领营将军许营，直接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。他一点没客气，把朝廷的荒唐事来了个大起底：现在台、府各衙门的小吏、宫廷卫士、甚至仆役婢女，好多人连籍贯和出身品第都说不清，居然都能当上郡守、县令！还有些人挂着职衔在京城里混，连同那些僧尼、奶妈，拼命把自己的亲戚党羽往朝廷里塞，收了贿赂就敢派他们去地方上管事。

结果呢？政令教化一塌糊涂，胡乱迫害无辜，法令形同虚设，连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盗窃都没人管。

许营还特别怼了佛事：佛本是清远玄虚的神祇，可眼下这些僧尼，披着法衣，连最基本的五条戒律都守不住，还谈什么精妙佛法？一群愚昧的人争相崇拜他们，他们反而盘剥百姓，搜刮财物，这哪里符合布施的真义？这道奏疏，字字见血，可惜递上去之后，如同石沉大海，皇帝压根没当回事。

这时司马道子的权势已经如日中天，内外官员都争相巴结投靠。皇帝司马曜心里其实也开始不舒服了，毕竟权力这东西，给出去容易，收回来难。但表面上，他对弟弟还是加倍尊崇优待。这时，有个叫王国宝的小人登场了。他是侍中，靠着一手溜须拍马的好功夫，深得司马道子宠爱。这小子上蹿下跳，鼓动朝中大臣，暗示他们联名上奏，请求给司马道子加封“丞相”、兼任“扬州牧”，赐予“假黄钺”的权力。这简直是要把司马道子捧到当年周公辅佐成王的高度了。

朝中还是有明白人的。护军将军车胤就站出来反对，他说：“这是周成王尊崇周公的礼制。如今皇上正是年富力强、临朝执政之时，又不是年幼的成王。相王（指司马道子）虽然地位尊贵，怎能自比周公呢？”他坚决不肯在奏章上署名，还称病不出。奏章送到司马曜那里，皇帝虽然对加封的事可能另有想法，但对车胤能守住原则，倒是非常赞赏。

当时，皇帝身边也有几个信得过的正直之臣，比如中书侍郎范宁和徐邈。他们屡屡进献忠言，弥补朝政缺失，指斥奸党。有趣的是，那个小人王国宝，恰恰是范宁的亲外甥！范宁对这个外甥的阿谀奉承尤其痛恨，多次劝皇帝罢黜他。

还有个陈郡人袁悦之，也是司马道子的红人。王国宝指使他通过一个叫尼姑妙音的人物，给太子司马德宗的母亲陈淑媛送信，信里说：“王国宝这人忠诚谨慎，应该加以亲近信任。”这手伸向后宫、干预内廷的举动，终于触怒了司马曜。皇帝找个别的借口，把袁悦之给杀了。王国宝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和司马道子一起说范宁的坏话，结果把范宁外放为豫章太守。

范宁虽然被排挤出中央，但临走前，还是给皇帝上了最后一道扎扎实实的奏疏，直指国家危机。他说：“如今边境没有大战事，可国库却空空如也。古时候老百姓一年服劳役不超过三天，现在百姓被劳役扰扰，恐怕连三天休息都没有。甚至有人生了孩子不敢养，鳏夫寡妇不敢再婚嫁。臣恐怕国家的忧患，比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还要危险啊！”这话说得极其沉重。

除了指出问题，范宁还提出了具体建议，其中两条特别重要。第一是关于“土断”。当时大量北方士民南渡，时间久了，都在江南安了家。范宁认为，人的祖先也都是随着时代迁移的，为什么到现在就不能明确他们的户籍呢？应该划定疆域，所有户口都以现居地为准进行登记管理。这其实是针对当时南渡侨民享受免税免役特权、导致国家户籍混乱、税源兵源不足的积弊，是后来刘裕“义熙土断”的先声。

第二是关于徭役年龄。当时制度，十六岁就算全劳力，十三岁就算半劳力，都要服徭役。范宁痛心疾首地指出：礼制上说十九岁夭折还算“长殇”，因为没成人。现在让十六岁、十三岁的孩子去干成人的重活，这岂不是伤害天理、困苦百姓吗？他建议应该二十岁为全丁，十六岁为半丁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这些务实的建议，司马曜倒是采纳了不少。

范宁到了豫章太守任上，还真是一心想做好官。他派出手下十五个“议曹”官员，分头到所属县城去采集民情、考察政绩；等官吏休假回来，还亲自询问他们各地长官的得失。这套做法，本意是深入基层，但可能有点过于兴师动众。他的老朋友徐邈就写信来劝他。

徐邈说：“您只要审判公正，政务不拖拉，官吏自然就谨慎负责，百姓也不会困惑，哪里需要派人跑遍每个乡邑里巷，去采集那些浮游的传闻呢？这样不但没什么好处，反而给了下面人盘剥百姓的借口。哪有正人君子喜欢去干涉不属于自己职责的事、到处打小报告的呢？自古以来，想当领导耳目的，无非都是小人。”

“他们都是凭一点小忠心、小信用取得信任，然后发展成大不忠、大无信，最终使得谗言阿谀盛行，善恶颠倒。您可得警惕啊！您只要谨慎选择主要官员，用国士之才来统摄各曹，各曹都配备贤良的官吏处理文书，再选择公正的人做监察官。那么，官员清浊、能力强弱，自然会在办事过程中显现出来。您只需平心静气地处理政务，何必依靠那些‘耳目’呢？”

这番话，堪称古代官场政治学的金玉良言，不仅是对范宁个人的提醒，也揭示了制度建设远比人治侦察重要的道理。

我们把视线北移。就在公元389年十二月，北方后秦的君主姚苌，又玩了一出诡计。他派手下的东门将军任瓫，假装向后秦的宿敌、前秦的残余势力君主苻登派出使者，表示愿意打开城门放他进来。苻登差点就信了，准备动身。这时，他手下在外带兵的征东将军雷恶地听说了，快马加鞭赶来见苻登，警告说：“姚苌这人诡计多端，绝不能信！”苻登这才作罢。

姚苌听说雷恶地去见了苻登，对将领们感叹：“这雷恶地去见苻登，咱们这事成不了啦！”可见雷恶地是个有见识的勇将。苻登虽然听了劝，但心里对勇略过人的雷恶地也起了猜忌。雷恶地察觉到危险，害怕之下，索性投降了后秦。姚苌倒是大方，立刻任命他为镇军将军。这个小插曲，把姚苌的狡诈、苻登的窘迫、雷恶地的处境与选择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前秦苻登为了撑住场面，任命安成王苻广为司徒。这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举措，在强敌环伺、疆土日蹙的困境中，努力维持着一个朝廷的样子。

回看公元389年这段历史，东晋朝廷内部，皇帝怠政，亲王专权，小人当道，虽然有个别忠臣直谏、提出改革方案，但终究难挽颓势。贵族官僚奢靡成风，户籍、赋役制度弊端丛生，社会矛盾暗流涌动。而北方，则是各族政权彼此攻伐、计谋百出的丛林世界。彭奚念的归附，雷恶地的叛降，不过是这片混乱大地上每日都在上演的寻常戏码。

原载于微信公众号《康乃翁文史之窗》

发布于：湖北省